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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多年前，朱熹在詩作《精舍》中寫道：“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這里的“山中”指的是武夷山，“琴書”寓意著山居的生活，包括著述、講學、授徒和交友等等，友人中則包括陸游、辛棄疾這樣的宋代文化大家。
沖佑觀今景（衷柏夷/攝） 朱熹、陸游、辛棄疾先后多次主管武夷山沖佑觀（朱熹兩度、陸游四度、辛棄疾四度）。他們被當地人尊稱為“三翁”（朱晦翁、陸放翁、辛瓢翁）。他們是文學家，也是茶人、美食家，三人在武夷山留下了相遇相知、談儒論道、報國為民的千古佳話。
朱熹自畫像。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謚文，世稱朱文公。祖籍江南東路徽州府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劍州尤溪(今屬福建省尤溪縣)。宋朝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儒學集大成者，世尊稱為朱子。（武夷山市融媒體中心/供圖） 寄情山水 筆承春秋 淳熙十年（1183年），53歲的朱熹選擇在武夷山九曲溪五曲側畔隱屏峰下，建武夷精舍。五曲流水中有一座石島，“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科臼自然如灶”（朱熹《武夷精舍雜詠詩序》），朱熹把這塊巨石命名為“茶灶”。 著書講學之余，朱熹常和四方士友或弟子，漫步流連九曲溪畔，登臨五曲巨石，留下無數生動故事。清代著《武夷山志》的董天工《茶灶》詩句“試茗尋仙灶，賦詩夜未央”，描繪的就是朱熹等人登石煮茗、賞景賦詩，至深夜仍流連忘返的情形。
茶灶石（吳心正/攝） 我們來看一看朱熹的《茶灶》：“仙翁遺石灶，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煙裊細香。”
茶灶書法拓本。（衷玲英/供圖） 《茶灶》全詩不拘泥于文人們汲水烹茶、尋茗賦詩的一般場面，而是看似隨意地講述遠古仙翁遺事，讓五曲水中的茶灶石籠罩在神秘之中。 后來，朱熹請來石匠在五曲巨石上鐫刻“茶灶”兩個大字。石刻南向，幅面60×150厘米，每字50×40厘米，距水面高度120厘米。 朱熹《茶灶》受到同代人和后來者的追捧，如楊萬里、袁樞、陳夢庚、蔡廷秀、董天工等人都有應和唱詠之作。比如，朱熹的好友，南宋文學家、詩人楊萬里詩贊：“茶灶本笠澤，飛來摘茶國。墮在武夷山，溪心化為石。”將茶灶石比喻為武夷五曲之心。另一位好友，南宋史學家袁樞詩云：“摘茗蛻仙巖，汲水潛虬穴。旋然石上灶，輕汎甌中雪。清風已生腋，芳味猶在舌。何時棹孤舟，來此分余啜。”表達了對武夷山水、茗茶的留戀。
陸游（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漢族，越州山陰（今紹興）人，南宋文學家、史學家、愛國詩人。（武夷山市融媒體中心/供圖） 陸游、辛棄疾雖不見吟詠《茶灶》為題的詩，但也有不少品茗論茶詩詞涉及武夷茶，陸游有《閑游》詩云“平生長物掃除盡，猶帶筆床茶灶來”，《喜得建茶》夸贊“舌當常留甘盡日，鼻端無復鼾如雷”，在《雪后煎茶》中描述“雪腋清甘漲井泉，自攜茶灶就烹煎”等。辛棄疾作有《臨江仙·試茶》詞句“飲罷清風生兩腋，余香齒頰猶存”等。喝茶這件普通百姓家的尋常事，在古代文人們的筆下卻顯得意趣盎然。
辛棄疾（1140－1207），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號稼軒，山東歷城人。南宋豪放派詞人、將領。（武夷山市融媒體中心/供圖） 朱熹、陸游、辛棄疾等文化大家常常先后相約在茶灶石上，烹茶品茗、談儒論道、吟詩作對，留下許多廣為流傳的詩詞佳作。 淳熙五年（1178年），陸游在建安（建甌市）提舉福建茶鹽公事，此時朱熹提舉沖佑觀，二人相聚武夷山中。離別多年之后，陸游寫就四首《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回憶在武夷山的日子，留下“山如嵩少三十六，水似邛郲九折途。”“身閑剩覺溪山好，心靜尤知日月長”等詩句。 《宋史·辛棄疾傳》記載，辛棄疾和朱熹同游九曲溪，辛棄疾寫下《作棹歌呈晦翁十首》：“山中有客帝王師，日日吟詩坐釣磯。”“試從精舍先生問，定在倉犧八卦前。”
武夷山天游峰俯瞰五曲行筏 （朱燕濤/攝） 這些詩句展露了“三翁”寄情山水間、心游塵世外的心境，記錄了他們尋芳武夷、問道武夷的足跡。 武夷山水是最常見的吟詠主題。令人稱奇的是，“三翁”都圍繞幔亭勝景留下不少佳作。 沖佑觀在幔亭峰下，朱熹《九曲棹歌》開篇寫閩越時期的幔亭招宴：“一曲溪邊上釣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巖鎖翠煙。”能讓朱熹如此高看一等，可見幔亭神仙會的分量。據《武夷山志》記載，這是古代武夷山祭祀神仙武夷君的盛會，每年農歷八月十五舉行。
幔亭（彭善安/攝） 陸游《游武夷山》中的“少讀封禪書，始知武夷君”和《初入武夷》的“未到名山夢已新，千峰撥地玉嶙峋。幔亭一夜風吹雨，似與游人洗俗塵。”都是記述他游覽幔亭、追尋仙蹤的詩句。 朱熹和辛棄疾同游九曲溪，辛棄疾詩歌《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中也有幔亭峰內容：“山上風吹笙鶴聲，山前人望翠云屏。蓬萊枉覓瑤池路，不道人間有幔亭。” 他們筆下仙凡同樂的故事，成為描畫武夷人間仙境的經典之作。
武夷精舍（吳心正/攝） 以民為本 志同道合 朱熹、陸游、辛棄疾有時雖不在一處，但聯系密切、政見相合、惺惺相惜，不僅都有儒家濟蒼生、安天下的民本思想，而且均為堅定的“抗金”主戰派。
五夫興賢書院（吳心正/攝） 早在乾道四年（1168年），閩北多地發生災情，朱熹就勸豪紳發放存粟，以平價賑濟災民，仿效古時做法辦社倉。三年后他在武夷山五夫鎮建成廣受贊譽的“五夫社倉”。社倉側方有一口與地面平行的四方井，當時為防火之用，被稱為“賑災井”“民心井”。這是朱熹民本思想的重要見證。
朱子社倉 吳心正/攝 淳熙七年（1180年），辛棄疾任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撫使時，江西各地因旱災饑荒嚴重。辛棄疾仿效朱熹做法，向當地豪紳借余糧、籌資金，并千方百計從外地買糧。《宋史·辛棄疾傳》還記載，辛棄疾發榜通告：“閉糶者配，強糶者斬。”嚴禁囤積糧食、哄抬物價，違反者實行發配甚至問斬。這些措施很快收效，當地受災百姓平安度過饑荒。 此時，朱熹也在江西做官，管轄之地永修、都昌旱災嚴重。辛棄疾聞訊，將官府和商人借糧調劑部分運去，解了朱熹燃眉之急。朱熹立即開設粥廠，救濟大批災民。災情一過，又興修水利，建立社倉。 而同一時期也在江西為官的“三翁”之一陸游，卻因開倉放糧，奏請朝廷賑災，獲“擅權”罪名，被罷官職回到浙江老家。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被推薦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正值浙東發生災荒，朱熹通過各種渠道征集賑糶米糧，救濟災民，奏劾救災不力及不法官員，得罪了一些士大夫。陸游聞悉后，特地贈詩一首《寄朱元晦提舉》，“勸分無積粟，告糴未通流”“民望甚饑渴，公行胡滯留？”對災民饑苦和官府無能的絕望之情溢于言表，聲援朱子，支持賑災。
朱子社倉（小玲/供圖） 朱熹任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期間，賑濟災民、彈劾貪官所取得的成果顯著，得孝宗皇帝褒獎，他的社倉賑災辦法緩解了災情，使饑民無斷飲之憂。隨后，朝廷將朱熹呈請的《社倉法》，“頒詔行于諸州各府”，廣惠天下百姓。
建寧府五夫社倉記（小玲/供圖） 在“抗金”大業面前，朱熹、陸游、辛棄疾等三人既有文臣的苦諫，又有武將精忠報國的英勇豪邁。陸游40多歲時穿上戎裝，親赴前線征戰。辛棄疾更是幾番沙場殺戮，“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朱熹評價他“是一帥才”。 但辛棄疾這樣的帥才卻屢遭朝廷主和派排擠、打擊，貶至武夷山沖佑觀擔任賦閑的提舉，失去“英雄用武之地”。朱熹對辛棄疾遭遇的不公待遇十分不解：“但當明賞罰而用耳！”陸游也鳴不平：“大材小用古所嘆，管仲蕭何實流亞。” 這些“抗金”主戰派人士壯志難酬。武夷山下，他們“夢里挑燈看劍”，在“茶灶石”前空留壯懷激烈的前情往事令人感懷。 所不朽者 垂萬世名 一生多憂患、坎坷的“武夷三翁”，武夷精舍時光是難忘的，三人的知遇也最為難得。
武夷山摩崖石刻（吳心正/攝） 晚年朱熹陷“慶元黨禁”，處境艱難。聲名黯淡之際，許多見風使舵者與朱熹斷絕關系，有的門生甚至投靠他人。 但陸游、辛棄疾與朱熹始終惺惺相惜，保持深厚的友情。 辛棄疾寫信慰問朱熹，朱熹回信中以“克己復禮”相勉。冬天朱熹寄茶餅、紙被給陸游。陸游寫詩“木枕藜床席見經，臥看飄雪入窗欞”暗示抵御嚴寒的心情。特別是朱熹去世，朝廷明令不得紀念時，是陸游和辛棄疾這兩位文壇泰斗挺身而出，他們的悼友表現和悼亡祭文，在當時極為難能可貴。 陸游寄出悼文：“捐百世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髦，神往形留。公歿不忘，庶其歆饗！” 辛棄疾哭于靈前：“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然猶生。”在朱熹生前，辛棄疾的《壽朱晦翁》即作出評價：“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評價之高和認知之深，當時無人可及，在朱熹名聲大噪之前可謂振聾發聵。
武夷宮秋色。（陳美中/攝） 武夷山水間，朱熹、陸游、辛棄疾三人的相遇相知，像“茶灶”的仙翁遺事一樣，值得永久回味、永久傳誦。 （出品：“學習強國”福建學習平臺、新福建客戶端） 參考文獻 《宋史·朱熹傳》《宋史·陸游傳》《宋史·辛棄疾傳》 董天工（清），《武夷山志》 蕭天喜，《武夷山文化叢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