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數年，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在繁忙的國事活動中，尤其是出訪他國的重大場合，一直在有意識地推動中外文學的交流。在重大外交場合引用文學軼事，引用詩歌名句，或者談及中外著名的作家作品，已經成為中國對外交往活動中的常態。習近平主席不僅推崇中國傳統文化典籍，關注中國現當代文學，而且也廣泛涉獵外國文學。這種廣博的閱讀視野，使得習近平主席幾乎每一次出訪都留下了中外文學交往的佳話，為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牽線搭橋、推波助瀾，對于構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良好格局，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在重大場合提及中外作家作品

2009年，第61屆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邀請中國出任主賓國。正在德國訪問的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書展開幕式上致辭說，正是不同文化的彼此交流，才讓不同國度的人們知道了中國的孔子、德國的歌德、英國的莎士比亞。5年之后的2014年，習近平以中國國家主席的身份重訪德國，在柏林發表演講，其中特別提到了歌德、席勒與海涅等德國經典作家。他告訴德國人民，這些享譽全球的德國文學巨擘的許多作品，早已為中國民眾所熟知，“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很多中國讀者都從他們的作品中獲得愉悅、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加深了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

在重訪德國之前的1個多月，習近平主席出席了在索契舉行的第22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開幕式上播放的短片《33個俄文字母》，涵蓋了33個與俄羅斯有關的詞語，其中5個代表5位文學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納博科夫、托爾斯泰、契訶夫和普希金，他們是俄羅斯文學的驕傲。在接受俄羅斯電視臺專訪時，習近平主席一口氣說出了11位俄羅斯文學家的名字，“他們書中許多精彩章節和情節我都記得很清楚”。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期間，他所表達的自己對俄羅斯文學的熟悉，給俄羅斯公眾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的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提到了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巴爾扎克、雨果等12位法國文學巨匠。他說，閱讀這些大家的作品，讓他“增加了對人類生活中悲歡離合的感觸”。他娓娓道來：冉阿讓、卡西莫多，以及《羊脂球》中的藝術形象，“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存在于我的腦海之中”，凡爾納的科幻小說在我的“頭腦充滿了無盡的想象”。

又比如，2014年9月17日，習近平主席訪問印度期間，在演講中談及兩國人民自古以來互聯互通、互學互鑒的歷史佐證時，他說道：“泰戈爾的《吉檀迦利》《飛鳥集》《園丁集》《新月集》等詩集我都讀過，許多詩句讓我記憶猶新。”接下來，習近平主席還引用了泰戈爾的好些詩句，泰戈爾“這些優美又充滿哲理的詩句給了我很深的人生啟迪”。這既是對泰戈爾的致敬，也或隱或顯地寄托著他對中印兩國未來關系走向的深層思考。

在國家層面的外事交往活動中，習近平頻頻提到東道國的作家、作品，同時也有根據出訪國家與我國既有文化交往史，有意識地提到我們自己的作家、作品在該國被譯介、傳播的情況，從表面上看，這屬于外交場合的雅致寒暄。但是，從長遠來看，習近平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在這種國與國之間交往的重大場合，有明確針對性地提及中外文學交往盛事，這對于消除中國同眾多國家的文化隔膜、縮短兩國上上下下的距離，都具有非比尋常的影響力和沖擊力。

文學互譯加強中外文化交流

2014年習近平主席訪問印度期間，兩國簽署了互相翻譯出版對方25部經典作品的協議。這既是中印兩國近年來不斷推進經典互譯、不斷加強人文交流的最新舉措，也將給中印兩國在21世紀續寫悠久的文明交往史帶來新的活力。從名單上看，將要被翻譯到印度的25部書中，除《四書》《大唐西域記校注》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外，其余23部均為文學作品，其中包含了中國古代、現代和當代的中國文學，而側重點又在中國當代文學，入選的作品有10部，詩歌方面只有舒婷的作品入選，其余均為長篇小說，包括莫言的《生死疲勞》、王蒙的《活動變人形》、賈平凹的《秦腔》、陳忠實的《白鹿原》、余華的《活著》、阿來的《塵埃落定》等。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我們的國家領導人非常用心地在多場重要的國外出訪活動中推動跨文化、跨地域、跨語言的文學交流，然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種建立在國家交往層面的文化交流活動，其象征性意味遠大于其審美性意味；從項目實施與推進的情況來看，中國方面落實得要及時、積極些，外方的相關工作則相對滯后些，在中外互譯上存在著明顯的不平衡現象。以中印互譯為例，有專家形象地將這種不平衡現象表述為“中譯印經典一屋子，印譯中經典不滿一盒子”。

令人欣慰的是，中印文學交往的這種不平衡現象正在發生積極的改變。無論是中印兩國學術界已經開始推動的“中國印度經典翻譯計劃”，或者是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已陸續開展的包括“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書”“中印經典和當代作品互譯出版項目”在內的中印文化交流項目，都必將為深化兩國的人文交流帶來深遠而積極的影響。深圳大學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龍余教授說：“中印經典互譯應成為中外關系史上的燈塔，照亮的是一片不同民族間文化交流互鑒的和諧之境。”

可以想見，借助習近平主席2014年訪問印度而啟動的中印兩國文學作品的互譯，必將改變印度當代文學在中國“引進的書少、讀者少、研究者更少”的狀況。反過來說也大抵如此。

找到雙邊審美價值的契合點

2016年，是中國外交不斷創造新亮點、不斷拓展新空間的活躍一年。與這些重大外交活動相伴相隨的，是習近平主席對于從國家層面推動中外文學交流格局的持續性更加明顯。在對沙特阿拉伯、伊朗、捷克、塞爾維亞等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習主席都十分明確、十分用心地保持了他之前每次出訪時用文學交流作為促進雙邊及多邊交往潤滑劑的一貫風格。

比如，1月18日，在對沙特阿拉伯王國進行國事訪問之際，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沙特《利雅得報》發表題為《做共同發展的好伙伴》的署名文章。文章中引用“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兩句唐詩名句，來形容中沙兩國友誼與合作。習近平同志指出，“中華文明與阿拉伯文明各成體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類發展進步所積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視中道平和、忠恕寬容、自我約束等價值觀念。我們應該開展文明對話，倡導包容互鑒，一起挖掘民族文化傳統中積極處世之道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

習近平主席的上述主張，不僅僅是處理中、沙兩國之間人文交往關系的基本準則，而且也可以作為認識、指導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人文交往關系的基本準則。我們在做這樣的推動工作時，既需要肯定各交往國自身文學的獨特意義與價值，也需要明確主張中國文學自身的體系性、傳承性與獨特價值，從中找到雙邊、多邊乃至整個世界審美價值、審美理想的契合點。

領導人的一言一行所具有的示范、引領效應，有著常人難以想象的魅力。從外部環境來說，因為這些場合的受眾層次高，受教育水平高，其影響力或者說傳播效果，自是不可小覷的，其間所包含的文化孕育能力，也是極為強大。從人類文明史的長遠發展歷程來看，一旦這種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學交流活動反反復復地在跨文化、跨地域、跨語言的文化交流格局發生并累積，它必定會成為改變世界文學發展軌跡、提升人類文明高度的重要推動力量，其生產性意義將造福于人類的全體。

習近平主席在外訪期間與東道主談詩論文，是其自身人文底蘊和豐富精神生活的自然流露。這種談吐，既勾畫了他自己廣泛閱讀古今中外名著、從中享受閱讀快樂、獲得人生哲理的啟迪的心路歷程，也傳達了他對文學的理解與思考。正因如此，習近平主席充滿人文底蘊和人格魅力的多次外訪，才一次又一次贏得了訪問國民眾的嘉許，達到了保持溝通，增進友誼，深化合作的多重目的。從長遠來看，這對于推動國與國之間形成文化、文學交流的良性格局，從國家層面上為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營造良好氛圍，可謂影響既巨且深。

如果我們在各自的對外交往活動中，能夠因地制宜地為中外文學的交往牽線搭橋、添磚加瓦，那么，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格局必將不斷優化，從而讓中國文學為促進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獨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從長遠的世界格局來看，從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所應承擔的使命來看，我們勢必不能滿足于僅僅讓國際社會感受到作為一個“經濟巨人”的中國，我們更要用文學和文化的交往，用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去精心培育與塑造一個文明悠久、民風淳樸、人性良善、作風踏實的中國國際形象，從而引領未來的世界發展方向。這不僅是我們對于世界的深遠而偉大的貢獻，也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強國夢想的題中應有之義。（姚建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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